一日得空，不知何故又把鲁迅全集拽出来看。随便翻到一页鲁迅与当时文人掐架的。

“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，忽而“权威”，忽而不准做“权威”，只准做“前驱”；忽而又改为“青年指导者”；甲说是“青年叛徒的领袖”罢，乙 又来冷笑道：“哼哼哼。”自己一动不动，故我依然，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。人们随意说说，将我当作一种材料，倒也罢了，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 维和广告底嘲骂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。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，但对于这“首领”的荣名，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。”

看到那个“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”的比喻，拍案爆笑n分钟。我的愤青偶像啊，你的比喻实在是太精妙了。世间刻薄的人很多，敢自嘲的人也不少，这般又刻薄又自嘲，准确到位而又有预见力的话，真该给今日捧人与骂人的人看看。

又重看了一遍《孤独者》，看到初次阅读时就深受刺激的一段对话。
“人们其实并不这样。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，将自己裹在里面了。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。”
“也许如此罢。但是，你说，那丝是怎么来的？——自然，世间也尽有这样的人，譬如，我的祖母就是，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，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。”
对鲁迅敬佩的一个原因是，他是真能够被底层人们的痛苦触动的人。
而我不是，很多东西我已经感知不到。尽力做到的是，不去摆同情的姿态来显示自己道德的高尚。

鲁迅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。转述一个外国故事大致如下，说两国打仗，几个兵到某贵族小姐家被小姐款待，可是在那儿无论如何不舒服，小姐向他们招呼，也很不自在。出来后，有一个士兵想道：世界上有两种语言，一种是我们的话，一种是在华贵的客厅里的人们所说的话。而后他们来到战俘营，虽然言语不通，凭着手势和表情找到了说“我们的话”的人。
很有趣的故事。“阶级”比“国家”或“种族”大概是一种更本质的划分。
之所以对这个故事留意，是因为想到，现今世界上的“他们的话”和“我们的话”，有了更多种划分方式。不同国家、不同语言、不同宗教、不同学科、不同职业、不同生活方式。而“他们”和“我们”，处在飞速的变动和整合中。比如一个农村人进了城，本来觉得周围的人是“他们”。过了几年扎下根，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，“他们”成了“我们”。比如像我这样的转了行的人，也很分不清什么是“他们的话”，什么是“我们的话”？

然而对文人之间的无聊八卦和掐架，还是没法提起兴趣，所以真正欣赏鲁迅的作品，还是三本小说集，野草这些。觉得鲁迅文坛成名后，生活安定，花在掐架上精力太多。
或许艰难苦恨才是正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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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李培林《村落的终结——羊城村的故事》，觉得其中所述的一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，很值得借鉴。
例如，书中的一个观点是，一种经济制度只能嵌入社会制度之中，才能发挥出效率。很多从经济学角度上有效率的制度因为不能嵌入社会制度中，就无法发挥作用。
很对，这种事情的例子太多了。刚刚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，说郑州市铁路局要求职工子女就业需要做亲子鉴定，为了防止有人假冒职工子女顶替名额。从经济学角度，岗位世袭制与白花钱去做亲子鉴定，都是缺乏效率的安排，然而要改动它却很不易。
然而社会关系正是一种稳定的利益分配，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互相嵌入，互相依存。又想起黄仁宇《中国大历史》从气候、季风、降雨的角度，分析为什么农耕文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抵御游牧民族入侵，治理黄河水患。农耕文明的稳定性、村落的稳定，是不是都可以为中国几千年来制度甚少变动、周而复始地轮回作注脚呢？直到外来的力量打破它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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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感自己生性怠惰，对社会缺乏关心，也不善于把书本上看来的知识用于实际。
很多人看问题都无法跳出自身利益的视角，而我则是无法跳出一种片面的视角。
多年积习，要改谈何容易。何况该怎么做也未可知。有些人特点在“精纯”，有些人特点在“博杂”。
时刻提醒自己就是。